韋伯讀心術(上):理性的激情之旅

May 15, 2019

《週刊編集》第十六期  2018/10/10  Page. 23  鄭陸霖專欄  <Access to Tools>

 

涂爾幹之後,我們踏上法國的宿敵鄰國,首先拜訪德國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接著我們將繼續停留會見齊美爾(Georg Simmel)與馬克斯(Karl Marx),完成我們預定的四站古典社會學考察。雖然這四位社會學大師分別提出了他們關懷的深刻社會課題,譬如涂爾幹關於社會轉型中的「迷亂」(Anomie)或者韋伯苦惱許多人的「理性化弔詭」,而理解這些恢宏深邃的「大哉問」也常被當成向他們學習的目標,但我不想要將心力放置於此。

 

不是理當站在當代的時空座標,試著提出我們自己哪怕再小但真切的問題嗎?

這趟知識探勘之旅的目的,延續這個週刊專欄的主題「親近工具」(Access to Tools),是要為數位科技「個體時代」的我們裝備洞察背後群體動態的思維工具,如同《全球型錄》(Whole Earth Catalog)當年先行者勾勒的願景,透過更真切地掌握工具,實現完整的自我啟蒙,張開群學複數之眼,面對我們存在於世界的當下處境與任務。我們回到古典社會學的知識倉庫中提領大師們的分析工具時論及這些大哉問,是為了向這些工具「第一次」被使用的情境學習,以便更靈活準確地將它們帶回到我們這個時代的當下,必要時我將毫不猶豫地脫離原初的權威脈絡,甚至修正鍛改這些「工具」來表達對它們「應用價值」的致敬,這也是前兩期專欄裡你已經看到,我們誠心擁戴「涂爾幹式分析風格」的作法。

 

韋伯(1863年-1920年)與涂爾幹(1858年-1917年)幾乎是同時代人,兩個人的思考風格差距頗大明顯對比,或許道不同不相為謀,我確實很難找到兩人接觸的紀錄。如同涂爾幹,韋伯在慕尼黑創立了德國第一個社會系。但比起涂爾幹言必曰「科學」、積極創業學術體制的學院派作風,韋伯是廣泛而且熱情地涉入現實政治、甚至參與制訂威瑪憲法的經濟史家。在他們年幼之際,普法戰爭(1864年-1866年)完成了俾斯麥首相德國的統一大業,但卻讓法國陷入割讓與政局混亂的分崩。他們的晚年逢上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法國雖是戰勝國,但涂爾幹一手建立的社會學派卻因許多年輕學者在戰場捐軀而毀於一旦,韋伯則親身經歷了巴黎和會的屈辱與戰後重建新德國的艱辛。

 

韋伯與涂爾幹的方法立場強烈對比,有助我們藉此對立緊張來撐開更寬闊的分析想像。作為一位優秀的經濟史家,韋伯的社會學分析細膩圓融、拿捏分寸、充滿但書與限定的謹慎推論,增加了我們在眾多權威詮釋下造次的風險,但我們必須要貫徹對待孔德與涂爾幹時的平等態度,甚至踏在巨人肩上跳得更遠,擺脫要求我們循規蹈矩的期待,著重在理解「韋伯式的思考風格」。

 

涂爾幹是位實證主義者,認為自然科學的方法可以適用於人文社會的現象;韋伯站在相反的立場,相信人類社會充滿歷史文化的豐富差異,追求法則式的解釋並無意義。拿自殺來說,涂爾幹要我們擱置對個體態度的探問,直接面對「先於個體而存在」並且強制左右著個體的「社會事實」,他「視社會如物」的戒語與統計機率的量化工具都在訓練我們保持一致在這個也被稱為「集體主義方法論」的立場。韋伯則始終相信任何事物背後總是存在多重原因,不論加入多少結構因素來解釋自殺,理解自殺行為絕不可或缺的是自殺者「看待自己的生命與周遭世界」的觀點,畢竟「人生不值留戀」也是人們選擇自殺前的意義賦予。

 

就這層意義來看,我們可以說在韋伯眼裡人始終是「理性的」,雖然每個人掙扎給生命賦予的意義內容南轅北轍。舉例而言,假設你看到路邊有個人準備好土司麵包,雙手勤奮挖著柏油馬路。理解這個行為的唯一辦法,在韋伯看來,就是去澄清他對於自己正在做什麼的描述。「我偷偷告訴你,地球的核心是果醬,我已經準備好土司!」你聽了可能覺得這人瘋了,但他的行為卻因為這番說詞而「可以理解」有了條理。就像「地心說」(儘管錯誤)卻可以解釋許多中世紀歐洲人的航海行為,怪獸咬走月亮的迷信可以讓我們解釋全村老少黑夜齊出敲鑼打鼓的行為。重點並非「地球的核心究竟有沒有果醬」,而是這個「道理」讓「拿麵包挖路面」的行為動機「可以被理解」,我們甚至可以預期,如果拿「地心很深你這樣挖不到」或者「你去超商買個果醬土司還比較划算」跟瘋子「理性討論」有可能勸服他停止挖掘。韋伯執念於關注「理性」在人類文明中的諸多面貌,認為人們給予原本充滿偶然與不安的世界賦予的秩序意義,或者說「世界的圖像」,提供了我們深刻理解人類行為的核心線索。

 

這種預設個體行為有其「內在理路」的分析看法,讓韋伯被人冠上了「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名號,形成與「方法論集體主義」代表的涂爾幹又一組強烈的對比。在德國經濟學傳統中,韋伯一直都屬於強調文化習俗等複雜因素與經濟交雜互動的歷史學派,但聰敏如他也很清楚,預設邊際效益的古典學派握有一般化抽象模型所具有的分析優勢。韋伯關注於經濟行動中的「理性」顯示他整合對手強項的創意企圖,但他對人類行動的「理性」理解從未落入個體汲汲營營於計算短期經濟效益的想像,反而將「人的想像」提升到宗教救贖的精神層次,進而開啟了對世界宗教與資本主義廣渺遼闊的比較研究。

他最早發跡的1892年《德國易北河東岸農業工人動態》研究便展示了,這種韋伯一貫風格對人們即便在經濟物質生活中仍存在「精神性需求」的描繪。他提到德國佃農寧可選擇陷入不安定的移民,也要脫離對莊園地主的物質依附,「正是因為『自由』強大且純粹心理的魔力」,這些需求可能虛幻難以獲得,但確實證明了「人類在心理需求上的變化多半要比物質生活條件的變遷還來得大」。比起經濟市場的表面計算,韋伯跟涂爾幹一樣看重「宗教」,將它視為理解人類行為特質時更為底層的基礎面貌,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他們對馬克思「經濟下層決定論」的挑戰回應。

韋伯作為一位價值多元論者,認為價值衝突如同眾神間的爭鬥,沒有足以斷定勝負的絕對標準。諸神之上不存在更高的仲裁者,暗示人們必須忍受孤寂荒謬,獨立給予自身生命意義的存在荒蕪。韋伯對「神義論」(theodicy)的重視透露出他對人們「必要偏執」「理性」中暗藏弔詭的冷靜洞察。古希臘哲學家伊比鳩魯(Epicurus,西元前341年-270年)最早提出「神義論」的問題,他的知名論證如下:如果上帝讓惡存在是因為他無法解決惡,那麼上帝是無能的;如果上帝可以解決惡卻不願意這麼做,那上帝是壞心腸的;如果上帝有能力,他也願意做,那為何世間還有惡的存在?在諸多關於這個知名悖論的討論中存在著被許多人默認的現實前提:我們活在一個善人遭殃、惡人得逞、苦難充斥的不完美人世。神,在伊比鳩魯眼中,要不是不存在,便是不值得理睬。有趣的是,很少人接受伊比鳩魯的結論,而且人類社會越是脫離巫術與自然交涉的神秘主義,越是偏執認定存在著全能的秩序,也越選擇為如何擺平「神義論」而苦惱,定要給一個「理性」的交代。

 

還記得這件令人傷心的事嗎?2016年3月28日上午,一名暱稱「小燈泡」的女童騎腳踏車跟著媽媽往台北市西湖捷運站迎接外祖父的路上,遭一名無冤無仇的男性跟隨其後持菜刀行兇,當場在母親面前奪走孩子的性命。兇手手段殘忍對待純真無辜的孩子,事件就發生在光天化日的尋常街道旁,就韋伯來看,這件事情的發生有許多偶然,如果前幾天沒有一直下雨呢?如果小朋友沒剛好經過那個地方呢?但無論如何事情確實發生了,極端的罪行與普通的日常交匯在這個事件中引起了社會廣泛的焦慮不安。

 

許多人因此認為「我們的社會病了」,憂心「善良老百姓從此要如何過日子?」人們平日隱約認定的正義存在感一下失去說服自己的理據,「天理何在」的神義論懷疑引發的不安四處蔓延,人們開始透過「鍵盤正義」肉搜犯人的父母親屬尋求報復,難道不是一番出於「必須」證明神仍在世間主持正義的執念?這種渴求秩序的焦慮如此難熬,甚至有群眾將憤怒轉向暴力威脅,要「袒護犯人的同路人」廢死團體償命來,連小燈泡的媽媽意外「過於反常的冷靜」也引起人們生氣「矯情而沒有表現正常人性」。殺人犯的第一樁罪行高度偶然超出人類可以正常理解的範圍,但之後社會激烈尋求正義平反、強烈暗示暴力的偏執卻完全可以預期想像。

「小燈泡」事件掀開了我們「神義論」其實無所不在的日常,憑心自問我們難道不隱然知悉,現實人世中不正義、荒謬不確定、偶然與徒然充斥的不完美?你真的相信只要拼命努力工作,「天公疼好人」便會給妳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回報?真的相信所有「成功」的人事都實至名歸沒一點運氣與偶然?惡人長壽逍遙、善人厄運連連,這樣的事環顧四週會少見嗎?韋伯從「神義論」看到了人類在「宗教」中企求「理性」意義秩序的存在樣貌,看穿「理性」背後藏著的非理性偏執,即便崇尚世俗倫常的儒家思想,在他看來只要關係到人怎樣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建構「世界圖像」以求安身立命都是「宗教」,在最世俗甚至市儈的物質追求中韋伯看到了人們精神安頓的宗教掙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部20世紀的人文經典,韋伯最為人知的傳世之作,當中最精彩的論證就在從清教徒身上看到「市儈的物質追求」與「宗教的精神掙扎」既緊張又連結的矛盾,並從中探究出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出身之謎,揭開它之所以能在世界史中席捲出浩然大勢的關鍵歷史轉折。

在進入這本書之前,我們需要先對韋伯同樣迷人的方法風格作一點說明。還記得涂爾幹的心法戒律要我們先想像一個雖不著相但「如物般實存的社會」?韋伯的社會想像與此截然對立,在韋伯的世界裡,我們都活在獨一無二、事件堆疊入過去、延伸至未來的歷史洪流當中,社會是由帶著多元價值與站在各種社會位置的人群間複雜互動的行為所構成,除了帶著強制的結構,偶然與機運也在歷史路徑的每一個節點中伺機而動,在不確定與不完美的世界中人們為世界與自我賦予統合的圓融意義,意味著人們「企求理性」的選擇與行動,即便人類行動的後果往往意外曲折、無法預料、甚至對反叛逆了我們的初衷。正是在這樣的理解背景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清教徒在孤絕中不懈苦鬥與無怨無盡的自我責任承擔才讓他/她們的歷史出場顯得格外動人而引人深思。

韋伯關於研究的看法同樣適用這樣的人文想像,提問起始於研究者切身關注的價值,必然出於主觀的意義選擇不需躲藏,這跟研究過程中必要的價值判斷客觀中立應有所區分。自認為「現代歐洲文明之子」的韋伯提出的發問是:為什麼只有在西方才出現根據合理主義而運作、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現代資本主義?貪婪逐利、財富累積、貨幣流通、市場交易… 是全世界各處複雜多樣的資本主義普遍都有的現象,所以需要先釐清的是,究竟什麼是西方資本主義「最值得凸顯的特質」?這正是韋伯為歷史研究做出的方法創見:先從複雜多變的經驗世界中刻意抽離,建立凸顯某些特質的「理念型」(ideal type)是學者有效推進歷史研究時重要的輔助。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是韋伯提出的一組簡潔明快的「理念型」,讓剝絲抽繭的歷史比對可以從辨識特定因素間因果的「選擇親近性」而豁然開朗。「理性」是個極端曖昧難解的字眼,人言而殊不同人相信的理性秩序顯然分歧,所謂「理性的人」該選擇明哲保身,還是該為理念挺身而出?重症不治者靠遵從醫囑與醫療設備全力延命比較理性,還是趁還來得及專注完成登高遠行的未竟夢想更為理性?答案毫無疑義因人因事而異,但理解「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抽象層次上的鮮明對比,有助於我們從繁複的經驗世界裡耙梳理路。

 

所謂「工具理性」指的是「準確計算選擇最有效率的方法以達到最大可能目標達成」的理性思維。它又被稱為「形式理性」,只考慮目的、手段、結果間最大功利產出的技術精算,而不考慮目的的價值內容。套用工程師朋友常說的一句話:「廢話少說,告訴我你想要什麼結果,我就給你執行效率的最佳解」。相對地,「價值理性」強調的是目的本身的價值真確,為了信念、信仰、理想值得不計一切代價的獻身,「做對的事不需要猶豫」。「價值理性」又被稱為「實質理性」,可想而知,在於目標本身是否具有值得犧牲的價值內涵。海難之際選擇與沈船共存亡的船長,心中惦記的是捨此無他、不需計算的價值理性;不惜犧牲自己與眾多無辜者性命的恐怖份子想要彰顯的理性也是。

韋伯所謂人類漫長歷史中唯獨在西歐發生的資本主義,指的正是「工具理性」所代表、現代合理精神全面完備的資本主義。利用這個「理念型」的工具,在金融、科技、知識、會計、勞動、產權等各個領域中有助於讓這種「工具理性」的精密計算得以進行的制度創新,也就成為韋伯研究考察的重點。道理很簡單,一個商人不管多麼精於理性計算,如果沒有由自由勞力的供給、成本收益合理登錄的簿記系統、尊重市場交易的效率官僚、有效確保契約執行的產權條件支持也很難發揮。

但這些都還是必要條件,除非西歐是天生注定的贏家,否則它在符合近代工具理性精神的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必然,也跟地球表面其他甚至就某些條件還更先進的地區一樣,處在傳統價值理性籠罩的狀態。因此,這裡出現了韋伯纖細機敏的腦袋直覺感受到的一個弔詭的難題:價值理性如何可能孕育出跟它剛好對立的工具理性?《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韋伯的天才之作正是在此給出了一番漂亮的回答!

 

韋伯首先提示了一個不少學者都留意到的有趣現象,西歐資本主義初期發展之際許多成功的商人幾乎都有新教徒背景。相較於天主教信仰,新教徒們必須跳過教會的中介直接與神交接溝通,言行也無時無刻暴露在上帝的檢視之下,涂爾幹在《自殺論》中也有過近似的觀察。但韋伯沒有停止於此,他盡力貼近新教徒們,試圖去「理解」(而非距離之外的統計「解釋」)他們行住坐臥的日常世界,關照他們如何為世界與自己身處其中的位置「賦予意義」,而這些理解又產生了怎樣的榮耀、挫折、焦慮與悲喜,他從那裡試圖尋找歷史轉轍的動力。

 

首先是路德的「天職說」(calling),強調信徒不需透過宗教活動去經營與神的關係,只需踏實認真地在凡俗日常的勞動工作中扮演好上帝賦予你的獨特角色,用辛勤不懈工作的成果來榮耀上帝,「宗教精神世界的好人」和「勞動物質世界的好人」於焉產生了連結,凡俗開始透露出神聖的線索。但是路德的「天職說」僅僅導向了樸實奉行教誨的保守適應,並沒有引爆資本主義積累的足夠動力。

喀爾文的預選說(predestination)主張,全知全能的上帝已經決定好了誰將是死後得救的「選民」,以及誰將是承受原罪永恆詛咒的「棄民」,任何善功與經事都無法改變已決的神意,人不僅無法爭取上帝的認可,更無從揣測上帝早寫定的選民清單。韋伯認為喀爾文這種徹底斷絕信徒妄想神旨的教義讓它成為天主教會的「真正對手」,沒有喀爾文,路德的新教革命「不可能產生長久具體的成就」。因為預選說,清教徒們從此陷入無止境的焦慮,踏入一種真正「內心前所未有的孤獨感」,就在這裡,韋伯發展了連結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的關鍵論證,就像我們透過「小燈泡」討論「神義論」時指出的,人們在極端無助下反而爆發了「必須存在道理」、「不能沒有意義」的強烈渴望甚至精神偏執。

 

稍稍鬆懈怠惰便足以刺激教徒內心一絲自己「可能不是選民」、最終將毀於一旦掉入永劫地獄的恐慌,清教徒們於是只能透過努力不懈地專注投入於現世中唯一使命的「天職」,自我壓抑恪遵戒律以增加上帝的榮耀,從而找到肯定自己「正是上帝選民」的證據線索。這種在市儈物質追求中有系統且持續不懈地透過自我改善有效率地累積財富的「世俗禁慾主義」,韋伯特別指出,可以在完美結合「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的美國開國元勛富蘭克林身上看到典範,他將「時間就是金錢」當成座右銘,用終日不休的自我監督追求工作的最大效率,是實業家也是發明家,樸實節儉極度理性。如果韋伯活到當代,他大概不會錯過標舉蘋果電腦的賈伯斯(Steve Jobs),「我不在乎是否成為墓園裡最富有的人,每天晚上睡前能夠告慰自己又成就了一些美好,那才是我真正重視的」,解說這位一心傾聽內在天職呼喚、追求完美不放過任何細節的暴君、不為財富而工作的超級工作狂,如何創造出西方資本主義驚人創意爆發的新頁。

 

新教倫理的價值理性就如火箭推進器的強大引擎,藉清教徒之手擺脫了人類幾千年來傳統文明的慣性,18世紀之後具有合理主義精神的現代資本主義終於在西歐登場,「工具理性」因其形式技術計算與機械般自我運轉的優勢席捲歐洲文明科學、技術、經濟、政治各個領域,然後往外擴張將地球上其他沒有競爭效率的「落後」文明推入不適應便淘汰的工具理性「鐵籠」之中。隨之而來的,韋伯驚悚地看見,是「工具理性」在進入自行運轉軌道後對「價值理性」終極關懷的拋棄。

 

很少人能夠抵抗在拜訪《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結尾不引用韋伯這段悲愴深邃的預言文字:

“無人知道將來生活在此鐵籠裡的究竟為何人,在這驚人發展的終點處是否有全新的先知出現,或者是否有舊觀念與舊理想的大復活,如果不會,那會不會出現一種以病態的自我陶醉為粉飾的機械的石化現象?因為我們完全可以,而且是不無道理地,這樣來評說這發展最終出現的人物:「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這個凡骨竟自負已登上人類未曾達到的文明階段」。

 

韋伯說對了嗎?許多事態發展的證據說明了他的憂心絕非杞人憂天,更多在他之後聰明絕頂的知識份子耗盡心思苦索如何提出對應。我們很難,也不需要,在週刊編集的專欄裡執行那樣艱苦的思考戰鬥,下一期我們將再次回到韋伯,如文章開頭的承諾,學著「像韋伯那樣思考」的風格,試著看看或許被韋伯看漏了的人文風景,帶回一點繼續傳遞價值、熱情擁抱人生、修補人類未來的希望。

 

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畫像,繪於19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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